企业成为第一责任人

　　刘红宇律师认为，《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依靠食品生产企业自律的观念，“安全”二字取代了原来的“卫生”二字，“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出现后，很多新的监管理念以法条的形式在《食品安全法》中予以明确。

　　刘红宇举例说，过去我国食品安全的管理部门很多，相互之间没有关系，一个食品从农田到餐桌，要经历农户、加工、运输等许多环节。对这些环节的每个责任人都进行分类管理的确有问题。为此，《食品安全法》在确立各有关部门实施分段监管体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国务院要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协调机构，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协调和指导。

　　值得关注的是，《食品安全法》中增加了对保健食品的规定，制定了问题食品召回制度，“《食品安全法》构架了我国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体系，生产者、销售者、食品进入百姓口中的每一个渠道，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这是我国食品安全制度的分水岭。”刘红宇这样评价《食品安全法》。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企业诚信的质疑。熊维政认为，做企业首先是做人，做人就要讲诚信，企业、企业的领导人必须把诚信放在首位、讲责任，不能弄虚作假，生产质量低劣的产品。药品企业一定要生产出合格的药品，依照国家药典标准生产只是最低的标准，企业标准要高于国家药典标准。

　　作为一名企业家，熊维政对《食品安全法》中将食品生产企业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规定表示赞成，“只要守法，企业就会受益，把质量放在第一，把民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企业品牌就会越做越好。”

　　建立国家赔偿基金“蓄水池”

　　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消费者往往面临着漫长的索赔之路，“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对于受害者的赔偿给予高度关注，新华社3月6日的消息说，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勇表示，对于不接受赔偿的“三鹿问题奶粉”受害者所提起的民事诉讼，河北省各级法院将依法受理。

　　在这次“两会”上，刘红宇提出了《关于建立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国家先行赔偿制度》的提案，“一些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问题食品的生产企业会面临停产甚至破产，这时消费者向生产企业索赔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时国家责任应该体现出来”。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发生后，国务院立即启动了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对患病婴幼儿实行免费救治。刘红宇认为，以后有可能还会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如果建立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国家先行赔偿制度，设立国家先行赔付基金，受害者的赔偿就有了保障。

　　对基金的来源，刘红宇建议，应由食品生产企业出一部分，诚信商家出一部分，此外还可包括社会捐助、国家拨付等。“《食品安全法》中已经规定了食品生产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由食品生产企业出资设立，在法律上有依据。”

　　刘红宇的提案，得到了熊维政的赞成，他回应说，“这是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体现，一旦出问题，为国家分忧，分担风险，只要是有良知的企业都会积极响应的。”

　　除了设立国家先行赔付基金，刘红宇还建议设立食品责任保险。从1995年实施的《保险法》规定了产品责任保险，《食品安全法》没有规定食品责任强制投保，如果能够纳入到相关立法中，非常值得期待。

　　熊维政最后建议，加强《食品安全法》宣传，做到人人皆知，不要出现问题了，赶快出台法律，法律出台之后又没有人监管了，国家一定要重视，落实贯彻《食品安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