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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新农村 喜说新农民
文明风   |  时间: 2009-03-01   |   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沧桑变化,中国的“三农现实”仍然还是“问题”,但在《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的系列中,凝重严峻的主题却被赋予了轻快明朗的风格:田园水清天蓝,农民意气风发,处处洋溢着欢乐盛世的“时代烙印”。该剧戏说着新农村同时也喜说着新农民。

  《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

天(2)》仍然继续了第一系列的主要人物、情节和主题。在第一部中,故事的焦点是拯救被污染的水源,而本系列则围绕山林保护的核心故事展开。电视剧用农村基层干部钱大宝从比赛“GDP”到捍卫“花岛”的转变,不是简单地表现农村的城市化和农民的城市化,而是表现了农村和农民对待土地、对待资源的长远眼光,超越了发家致富奔小康的“传统主题”,表达了农村保护环境、造福后代的“科学发展”意识。尽管电视剧中主人公一家的名字,钱大宝、钱二宝、钱多多等似乎都与“钱”相关,但钱却已不再是他们生活的目标,青年一代从城里带回给农村的不仅是知识、资源,更是环境意识、持续发展的观念。让子孙后代能够在土地上都得到眷顾,建设和谐的新农村,成为了电视剧自觉的时代主题。

  虽然是如此预设了主题,但电视剧却没有因此而失去叙事的生动性。《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为故事的展开精心设置了人物关系和命运的戏剧性。故事一开始,就在上水村与下水村的两位村长的竞争中开始。两人打赌斗狠比年产值,潘长江输了就要把女儿嫁给郭达的儿子,郭达输了就给潘长江拎包当“跟班”。疯狂的“赌注”为剧中人物的冲突拉开了序幕。而钱二宝以“钱”为本位,则成为了推动戏剧性激化的重要因素。满一花与前夫的矛盾,更是为戏剧冲突提供了善与恶的强度。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等等都被编织到戏剧性冲突中,用整体的戏剧性框架支撑了主题的展开和人物的展开。

  在戏剧性框架下,电视剧呈现出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无论是农村实景的选择和设计,或是农村生活氛围的传达,特别是形形色色的农民形象的定位和塑造,都生动朴实自然,人物的音容笑貌带有浓厚的东北风味。尽管满一花的形象无论从漂亮的外形或是洋气的气质看,都有些故意的“城市化”,但由于环境的“逼真”和其他人物“像农民”,却并没有破坏故事的乡村假定性,反而增加了电视剧的喜剧效果和浪漫气息。其中,潘长江、郭达两位小品演员对人物形象的把握,也比较准确细致,包括他们在家庭中对待“老婆”那种外强中干的态度,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为人,也都表达得让人心领神会。相对概念的主题,依靠着浓厚的东北农村的生活气息获得了生动的呈现。

  这种生动性,当然是与喜剧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电视剧中除了钱多多和她的男朋友以外,几乎所有主要人物都带有夸张而具有地域真实感的喜剧性。幽默的语言,僵硬的动作,夸张的造型以及情节、状态的突然转折,都让观众开怀大笑。即便是满一花的三姨、胖胖的大姑奶奶等小角色,也喜剧味鲜明。当然,最大的喜剧设计,还是钱大宝与满一花这对一高一矮、一“丑”一美、一“土”一“洋”的爱情关系的设计,既满足了观众“好人好报”的道德感,也实现了“癞蛤蟆吃上了天鹅蛋”的幻想性,构成了电视剧最重要的喜剧内核。

  《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最终让人们看到了两个村的大合解,大宝二宝的尽弃前嫌,大宝与满一花终成眷属,坏人终得恶报,花岛得到保护。一方面,我们陶醉在喜剧的欢快之中,另一方面我们也多少有点漂浮在“圆满”的半空之中。电视剧文化本应该阳光,但阳光的过于灿烂有时也可能会多少带来一点虚空感。当然,在一部为贺岁准备的喜剧中,也许本来就不必去承担更多的深刻、忧虑和沉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2)》用一种喜剧的明快成功地完成了对新农村的艺术想象。

责编:程丹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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