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0日，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中卫乡人望村农民常茂忠手上夹着一支刚刚点燃的香烟站在自家院中。他看着眼前跳跃的小孙女，不由得心里盘算：“春节过后，再把小女儿嫁出去，这辈子就没什么可操心的了。”

    眼下，正到了常茂忠享福的时候。大女儿已经招亲，并为常茂忠生育了一个孙女；21岁的小女儿即将出嫁——养育了两个女儿的常茂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差不多就快功德圆满了。

    虽然小女儿刚到法定结婚年龄就张罗着嫁人，但常茂忠和大女儿其实都是晚婚晚育的实践者。这和中国近三十年所倡导的婚育模式，恰巧合拍。

    与全国其他地方农民不同的是，常茂忠和山西翼城的其他农民生育两个孩子，都属于合法生育。山西翼城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直允许当地农民有条件地生育二胎，而中国大部分人同期只能生育一胎。

    这个被简称为“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政策，自1985年开始在翼城试行至今，已有24年。

翼城也曾“一胎化”

    1979年，26岁的常茂忠终于完婚，他赶上了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

   常茂忠是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结婚的，他那时的贫穷和百废待兴的中国并无二致。建立在牺牲和限制农业发展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使得农民普遍处于贫困之中，当时人均粮食占有量仅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凭票供应。

   同时，全国有两千万人需要安排就业，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央农办2009年2月2日公布的、2008年因金融危机而失去工作返乡的农民工数量。这个庞大队伍令当时的各级政府深感头痛。1978年11月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城镇青年的就业和待业问题、回城知青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成为会议的焦点。

   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是推动全国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会议。“计划生育搞得好，可以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搞不好，就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说，“要心中有数，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励生一胎，把人口降下来。”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认为，计划生育或者节制生育是工业社会以来人们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中国那时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已经等不及完全依靠生产力的发展来控制人口。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美元，2000年则要达到1000美元。据测算，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实行更严格的一胎政策。 

　　1980年2月2日，陈慕华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讲话说：“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会议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