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久享盛名的传统戏是需要小心的,尤其它又拥有了高额票房的电影版。像《群英会》这样一出老戏,40年前就有了改本《赤壁之战》,当时的演员又都是头一流的马连良、谭富英等人。如今,我坐在国家大剧院中看它的新戏首演,81岁的谭元寿就坐在我背后,我在心里对舞台后的同行说:“小心啊,我的朋友……”

    改编者肯定需要思想领先,必须认真研究三国时期的这段历史的诸多史实:赤壁之战的起因如何?都有哪些政治集团介入?介入中又怎样一波三折?作为我们过去的老京戏,过去是怎么表现的?那么新时期的今天,又应该如何重新表现?只有把这些问题反复掂量清楚,拿起笔来才可以大处落墨。战争在曹操与孙权集团之间正面展开,抵挡曹操的主要力量在东吴,认准了这一点,那么“草船借箭”的主要人物就不能是鲁肃了,则应该让孔明与周瑜在江上漂泊谈笑,当然其中又有试探与磨合。过去老戏的鲁肃是个书呆子,人是好人,但过于迂腐,这样的大臣在战争中还能担纲起重要作用么?当然是否了。而周瑜作为东吴一方的三军统帅,他能儒雅并坚定地与孔明同舟共济,也就成为情理中事。

    对孔明借东风问题也需要再认识。东风之来究竟是大自然的必然行为,还是孔明在祭坛上仗法而得?这必须给予正确的答案。作为唯物主义者,回答只能是第一个。既然如此,那孔明“借东风”的情节,包括那一大段有名的马派唱腔,也就只能遗憾地割舍,而换之以曹操在铁锁诸船上横槊赋诗,同时曹操也指出铁锁诸船有一大隐患:万一东南风起,立刻火烧连营,是没办法逃跑的。结果正说着发现风向陡变,于是仓皇逃窜,东吴方面大功告成。这样处理是正确的,但也减少了老戏中的许多细节与味道。比如马连良的借风唱段,比如周瑜对孔明的嫉妒……编导只能有舍弃也有补充。结果在戏的最后,让孔明遗世而孤立地唱了一大段反二黄:增加了男“祭江”(过去都只是女“祭江”),让他面对这个新产生的古战场生发感想。戏词写得很好,生动地表现了他的战争观:赤壁一战,死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曹操一方的兵士,同样也是中华好儿郎啊。于魁智没学过马派,这个戏里也无需马派,唱余派的反二黄就最合适不过。观众看过两小时的三国大戏,也确实需要有个人物高屋建瓴唱一唱总的感慨。所以这段唱安得很是地方。但我也还有个感觉,目前唱段意思不错,但板式的转接还需要再下工夫,使之在观众心中具有完整感,让观众在反复观看中熟悉它,并逐渐在票房一类场合延续下来。似乎也只有这样,新戏才能最后完成如同传统唱段那样的精粹。

    戏也不是没有缺憾。如孔明这个人的“舌战群儒”。一个人面对八方的指责,他只能消极应对。孔明对多人一共唱了七十多句,实在是多了。老戏时常一个晚上才唱七八十句,现在一场就唱那么多,结果一句(包含其中的腔)都没有进脑子,这不是白唱了么?似乎应该让孔明抓住一个由头,引领着剧情向下延续,这当中还要给孔明的战争观埋下伏笔,那么他最后在末场反二黄中抒情,也就是他性格特征的必然延伸了。

    打磨,对任何新戏都是非常重要的。遥想当年北京的三庆班,每逢春节前戏园子里上座最惨淡的时刻,就把最最上座的“三国志”连台本戏拿了出来,结果场场客满。每个演员只演三国中的一个人物,于是这么一演,该人物也就变成“活某某”了。结果四面透风的墙壁反倒招来了无数观众,看过一次还欲罢不能。但戏班谢绝了观众的美意:“您要是还想看,就只能明年请早了……”

    如今京戏告别了最鼎盛的时代。人们惋惜,但也无奈。一切都是时代使然。我们能尽自己的力,也就是了。这个《赤壁》来得颇不容易。不容易尤其在于能够重新认识并把握历史,于是就有了它的大处落墨——起落有序更起承转合。但戏光靠“认识正确”是不行的,更需要在反复的打磨中让其丝丝入扣。这次演出首先得力于本子,干干净净几大场戏,不见了老戏当中那许多零碎儿。大块的笔墨多了,演员做戏也就有了施展余地。我觉得,为了更深更准地演好这个戏,剧组全体首先是学清楚这段历史,然后才是寻找有力而又准确的手段去进行表达。（徐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