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的“软实力”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不仅不能一味迁就外人的口味，也不能完全照搬对国外说来是合理的做法。一段时间里，国内有人主张“告别‘五·四’”，认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正在批判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回归，因此“五·四”提倡“赛先生”的主张已经不合时宜了。西方工业主义滥用科学技术确实造成种种“文明病”，因而清算唯科学主义和技治主义，是有其时代根据的，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但是，我国正在致力于通过科技兴国实现赶超，科技生产力仍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科学精神亟待弘扬。这样的国情与发达国家迥然不同。盲目地跟在西方时髦思潮后面亦步亦趋，只能使我们的“软实力”建设迷失方向。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向世界先进文化开放，相反，恰恰要有前瞻性眼光，认清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走势。在肯定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的同时，必须有历史观点。当我们谈论中国古代的一些有启发性的思想原则和文化理念的时候，要有明确的时代定位，不能造成时代的错位而以过去否定现在。时下学术界热议的整体论思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整体性特征，如诺奖得主普里高津所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哲学思想。”显然，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方兴未艾的整体论思潮确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一种文化思维方式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是中国古典社会结构的观念折射。由于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古代文明以等级制和宗法制为支柱，使中国社会公民意识发育不足，形成主体性受抑制的趋同性社会深层结构，个体独立性难以彰显，反映到意识形态上来，就造成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中缺乏“元素”、“构分”、“特质”、“组元”之类的分析概念。而西方近现代科学则是以分析为基础的思维方式的产物，从数学的无穷小分析、力学的质点分析、物理学的分子—原子分析、化学的元素分析，到生物学的细胞分析，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分析的时代。当各门科学相互交叉、各种物质形态和运动形式的相互作用和转化成为科学研究的主题时，特别是在大工业、大市场、大科学、大文化的时代，整体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就成为最新科学革命的基本倾向。因此，西方的整体论诉求，是在社会与思维两个向度上，在个体化、分析化的趋向已臻极限之后才产生的，有一个合乎认知逻辑的分析的前史。而中国并未经历过这样一个分析的时代，我国古代的整体论思想尽管有巨大的启发价值，但却不能直接移植到现代科学中来。我们也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思维具有整体性的优势，而当今西方文化思潮正趋向于整体性并对片面的分析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就认为我们不需要补上分析这一课。这就是说，在坚持民族文化本位打造“软实力”的时候，要立足于历史主义观点，走世界文明共同的道路，与时俱进，古为今用。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在弘扬中华文化的时候，要“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则。

    西方发达国家的“软实力”是以强大的物质载体为依托的，也就是说，“软实力”是以“硬实力”为基础的。当今全球性九大商业传媒由发达国家九大巨头把持，号称“第一板块”。如“第一板块”所控制的音乐公司就占有世界音乐市场的90%。全球300家最大媒体，美国144家，欧洲80家，日本49家，发展中国家只有27家。我国最大城市上海一年文化产业的销售额还不如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的票房收入。所以说，“软实力”是不能脱离经济、科技的发展而单独存在的。我们必须在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使我们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现代科技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孙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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