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科技管理制度可以不同，可以创新，但有一项制度特别重要并具有普适性：那就是创新主体的泛化，或曰创新战略的全民化或人民性。换言之，让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有求变创新之心，让每一个发明、创意不论大小高低智愚都有表现的机会，应当是构建自主创新大制度、大环境的基本出发点。     

    为了尽快改变我国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优秀人才不足的局面以加快缩小我国科技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对今日中国有极大且急迫的必要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创新转化为尽可能多的国民群体的主观愿望和自觉行动，使整个民族和国家充满强劲的创新激情并涌现层出不穷的创新成果，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近期看到的两则近邻的消息或许可以给我们不小的启示：创新人人重视，各有巧妙不相同，关键的要素与制度和文化紧密相关。

　　前一则消息说，上任不久的韩国新总统李明博裁撤了国家科技部以及分管科技的副总理，而设立这个机构和职位，正是韩国当年为贯彻“科技立国”战略而采取的重大措施。据说，科技部的一部分职能，此后归入教育部行使。

　　这个消息令国人至少顿生两点困惑：其一，既然如此重视科技工作，理应增设或强化相应机构且配置足够人力、财力、物力以作为推动工作的“抓手”才行，怎么能反其道而行之大举裁撤政府专门机构呢？其二，如此一撤，从副总理到部长、副部长、司局长……一大群高级干部不就成了要下岗的冗员，如果分流安置不当，岂非成了影响稳定的消极因素么？想想李明博本人曾以技术、管理创新闻名而高升至韩国科技巨擘三星集团掌门人，总不至于对国家科技管理机构如此轻视厌恶罢？

　　后一条新闻更有点吓人，其标题引自三星集团前主席李健熙的原话：“除了老婆孩子，什么都可以改变”！说的是在韩国，从政府到民间，从团体到个人、从总统到家庭主妇，从科技、文化、管理到社会生活，创新求变，已成社会风尚、行为习惯、组织形态乃至生存发展之本，形成了开放性的全社会创新体系。变，成了常态，而不变，只是老婆孩子这种特定的亲缘血缘关系了！

　　两条消息相连比照，这才让人品味出味道来了：原来，韩国这次裁撤行动绝非一时兴起的草率作为。韩国人现在是把支持科技的国家战略和资源化解到了教育领域，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过教与学从根本上领受科技资源的滋养和支持，从提高国民知识素养上为科技立国培厚人力、人才和智力之基。正如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某部长所言，所有这些变化源自韩国科技创新的“全社会经营战略”。在这种战略动员下，创新思维，创新求变，已成国民、企业、社团、政府的自觉行动。当创新成了国民日常行为方式时，科技部的确有休息的必要了。

　　常听人说，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弊端甚多，不胜枚举。最集中的表现为投入年年增长，产出特别是原始创新、发明创造成效低下，为了图名求利，甚至弄虚作假。“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未能如期如愿实现。有声音直指计划经济时代遗留未经根本改造的现行科技管理体制是百弊之源。

　　那么，韩国整改科技体制的大举动的借鉴意义在哪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再看一看以色列的实例。弹丸之地的以色列却是举世闻名的科技创新“大国”，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安全存续，犹太人把超群的智慧投入科技创新的所有前列尖端，其成果之丰盛与创新的效率，举世罕有其匹。但是以色列有科技部，而且在全国科技资源统筹协调中发挥着统筹引领作用。而以色列与韩国有一点相同：即创新的社会动员极其深广。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并深怀危机意识的以色列公民，把民族国家的创新图存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并化作自觉行动了。

　　由此看来，就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的环境而言，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科技管理制度可以不同，可以创新，但有一项制度特别重要并具有普适性：那就是创新主体的泛化，或曰创新战略的全民化或人民性。这里，笔者想套用一句经典话语来表达，那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创新的根本动力”。人，是生产力同时也是科技生产力最根本、最关键的要素；这个“人”，不仅包括精英人才，也包括普通人。只要人有求变之心，都可成为创新的主体或动力，都可能因创新有成而成为不可替代的人才。因此，制度的设计可有不同，但是，让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有求变创新之心，让每一个发明、创意不论大小高低智愚都有表现的机会，应当是构建大制度、大环境的基本出发点。天才毕竟难得，人才是在创新实践中培养造就的。正如胡总书记所说，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主要是靠培养来造就的。在民众获得了适宜创新求变的环境制度的基础之上，就必能涌现相当数量的成功者或人才。中国有如此庞大智商不俗的人口，哪怕是很小的成才概率，也将积成一个巨大的绝对数。在此意义上，制度可以造就人才，可以自动地促人成才。比起专业的培训教育造就人才，它具有更大的经济性和更深长的战略意义。

　　当然，制度创新是有其难度的。君不见中国改革三十年了，至今离建设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仍有许多关隘需要攻坚突破。因此，为了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体系、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决策协调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与此同时，还要从文化创新入手激励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倡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激发国人的创新激情和活力。这样一种文化或文化氛围的创造，应当比制度变革相对容易操作，比较易于见效。东邻日本有一档名为“超级变、变、变”的大众创意表演电视节目，日本普通男女老少国民或个别或群体穷极想象用廉价材料设计、表演各种出人意料的创意活动，有些主妇、儿童的表演愚钝甚至令人捧腹，但表演者和评议人一个个认真敬重之态令人肃然起敬。这不就是特别崇奉传统文化的日本在营造全社会的创新文化氛围吗？而这种培育，与韩国、以色列等国一样，是植根于大批普通民众的激情、真诚投入的广阔社会基础之上的。

　　国民的广泛自觉参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创新发展的最深厚根基，是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舍此，则可能走偏了方向、终至事倍而功半。(郑 韶\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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