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在中国哲学史和伦理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各种各样的主张，他们的共同点，是决不启用上帝或其它神灵解释和解决道德问题。

　　儒家的这类思想，是否属于“经济决定论”，这里不论。但它绝对不是“文化决定论”，也不把宗教视为治家理国的根本手段。《论语》中有段著名的对话：“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大体表达了儒家在信仰鬼神还是解决人事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人事第一，鬼神次之；重要的是认识如何好好的“生”，而不是设计死后如何。为什么？《左传》记一个叫史嚣的话，可以作为回答：“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是听人民的，还是听神灵的，这是国家兴亡的一大标识。所谓“不问苍生问鬼神”，是诗人塑造的昏君形象。“事人”中既包括解决社会的物质文明问题，也包括解决人的精神文明问题，核心是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儒家传统缺乏“终极关怀”，不是缺陷，而是优点，因为总体上，它反对用虚妄的莫须有愚弄活人。

　　相对西方某些国家宣称自己以宗教建国，以宗教立宪，新中国则继承和发展了人本主义的传统，依人民的意志建国，依人民的意志立宪，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前的改革开放，把“以人为本”作为立足点，“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执政党把忠诚地依靠人民大众，为人民谋福利，当作力量的唯一源泉。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统属人民，享同样权利，尽同样义务，承担同样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信不信教，应该完全成为个人的私事，得到平等的保护和尊重；但在国家决策上，没有上帝和神灵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及其伟大的力量，只有在近现代的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历史中，才能被真正发现。（杜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原题：这样看待道德建设问题，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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