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可称社会制度决定论。这出在著名的《礼记·礼运篇》中。其所谓“天下为公”的“公”，指的是财产公有制；其所谓“大同”，则指社会的公正平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际间的伦理关系自然良好，每个人的道德情操也自然是高尚的。因此，作为制度化的伦理和用于教化的道德，无须存在，更用不着神灵的利诱和恐吓。然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是起”。“天下为家”是指私有制的兴起，由私有制而产生国家机器、规章制度，有了规范社会关系需要，于是伦理道德也就应运而生了。就此而言，伦理道德是私有制的产物，与宗教和上帝也全无关系。《老子》有类似的意见：“大道废，有仁义。智惠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也说明，道德说教是“家天下”中各私其私的表现，是对“大道废”导致伦理败坏的反应。

　　其次是与人性论有关的答案。这是儒家的另一个重要观点：道德不但为社会所需要，而且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这自然本性或善或恶，其来自人的本能，则是同样的。因此，在儒家那里，没有什么“原罪”，也无须上帝的“救赎”，唯有“人性”的考量。

　　“人性论”的早期代表，当是孟子、告子和荀子。告子的名言，一曰“食、色，性也”，二曰“生之为性”。求生，而且要生活得更好，这就是人性。而生的基本前提，是食与色；“食”是维系当前生命的前提；“色”是生产生命，令种族繁衍的保障。就此而言，维护生命的需要，解决实际的民生问题，那就是善，反之就是恶。所谓“民以食为天”，“食”是支配人们行为的第一内驱力。

　　告子的这一思想，为荀子所继承，但他作了负面的推演：这种“生之为性”是恶，而不是善。因为人们若完全依凭自己的自然本能去追逐“食”、“色”，那将与动物无有区别；由此造成的放纵和贪欲，对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和破坏，所以必须给以后天的教育和法治：此中“礼义”就是带强制性的伦理道德规范。他的基本观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的“性恶”说可能是针对孟子的。孟子是“性善”说的奠基人，他的基本观点是，“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认为，恻隐、羞恶、恭敬（辞让）、是非等，均属“善”的心理，乃是派生“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自然属性，称作善的“四端”：“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肢也”，与四肢同样地生而有之。至于“恶”或善恶混杂，主要是后天环境使然：“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殊尔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也”———人们之所以有时懒惰，有时凶暴，并非人性有别，而与收成好坏有关系。因此，孟子不但重视后天教育，同样看重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