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民族问题的进程首先是从民族识别开始的，其后便是大规模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开展。作为这两项艰巨任务的亲历者和“智囊”之一，费孝通先生在民族地区实地和少数民族接触中亲身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民族不是一个由人们出于某种需要凭空虚构的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是许多人在世世代代集体生活中形成，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方面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社会实体。而对于民族的形成、对其所具有的特征的说明，则属于民族理论的范畴。所以，必须有一种较为成熟的民族理论作为民族识别的依据和标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我们用作参考的民族理论来自苏联，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而追根溯源，这个定义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民族情况总结出来的。而这里所提出的“在历史上形成”，就可表明，定义里提到的四个特征是动态而不是静态的，只适用于历史上一定时期的民族。而审视我国的少数民族，在解放初期大多还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这就意味着这个定义中提出的四个特征在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只能起参考作用，而不能生搬硬套。

    费孝通先生就是根据以上思路结合实践进行思考的一代学者的典型代表。这些学者当时并未将从苏联引进的“定义”所提到的特征孤立起来对待，而是认为必须和其他特征结合在一起，特别要考虑它们在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在长达数年的民族研究实践过程中，费孝通先生对我国在民族方面的诸多特点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体会到民族既是在人们共同生活经历中形成的，也是在历史运动中变化的；要理解当前的任何民族决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现状调查必须与历史研究相结合；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就必须形成自己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体系。

    在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结构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许多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也在思索和探讨着这个问题，陈连开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观点得到了费孝通的关注与重视。费老以其高度的概括力，将中华民族结构作了高层次阐发，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