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道统的核心，是“中、容、和”，即中庸之中、宽容之容、仁和之和。它以儒学的四书五经为大道，还有很多分支小道，茶有茶道、商有商道，加上琴道，书道、医道、武侠道等等。道就是原则，就是规律，就是某一个行业里的精神境界。总之，四书五经的大道和枝枝叶叶的小道融合成一个大树，这棵树象征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从古代生态智慧来说，其核心就是一个“度”字。我们的伦理形态不像西方。西方的哲学体系特点之一是二元结构，人和神、人和物、物质和精神，二元分离对立。我们是天地人融合在一起，一可以生成无数，无数可以归为一。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众生平等”，以及在琴棋书画中所表现出交融为一起的山水自然，都体现的是这个意思。

　　中华的制度形态也比西方更强调有序、平衡、和谐、协调的架构设计，也是掌握一个度。比如乡绅制，乡绅是农耕时代的中产阶级。老百姓没事儿造反不行，他们要代表政府压制；如果政府苛捐杂税太多了，他们得替老百姓请命。这就是革命的隔离带，他们大多不是最有钱、最有权的人，但可能是最有道德，最有资历，最有文化，最多地承担公益事业的长者。还有中国的文官制与科举制，将官员与士结合在一起，无论贵贱机会平等，只要好好学习，成功了就可以当官，就可以光宗耀祖。还有中国最早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樊篱的郡县制，如此等等。

　　中国的农耕文明，在1840年迎头撞上了武装到牙齿的西方工业文明。他们觉得中国还是块没有被开垦、被转移的处女地，于是开始了鸦片战争，也开始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战败后，中国人认为是技不如人，就开始学工业科技与商业，因此掀起蓬蓬勃勃的洋务运动；后来被一个更彻底工业化的日本打败后，中国人又纳闷了，因为我们北洋水师的舰船比他们吨位大多了，怎么还被打败了？国人认定这是制度问题，要从制度上改革，所以又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变法维新运动，最后一直闹成辛亥革命，大清帝国成了民国，制度发生了变化，可还是强盛不起来，还是列强干涉与军阀混战。于是国人进一步认为是我们思想文化有问题，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唯一障碍，所以砸烂孔家店，用革命化文化代替传统文化，五四运动开始了，将好的坏的一起扔掉了。这种过度自尊变成过度自卑的文化转型所造成的一系列深层后果，值得我们全民族反思。不会反思的民族就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之后，中国历代精英都选择了西方传统工业文明道路。走了多年以后，先不论伦理文化的缺失所造成的损失，也不论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所造成的困惑。仅就环境层面讲，由于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本身的资源环境人口国情又撑不起。中国改革20多年时间取得了西方100多年的经济成果，而西方100多年的环境污染在中国20多年间集中体现，中国只剩下20多年的时间去解决西方100年才能解决的环境问题。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经济模式的改变，还将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中国现在结合老祖宗的生态智慧，又考察吸纳了大量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开始向生态文明转型。

　　巧合的是，东西方文明在几千年前惊人相似地同时崛起，又在几千年后惊人相似地同时会师。会师在哪儿？会师在生态文明的平台上。东西方文明如何互补，即中华道统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否有不可或缺的补充？这是个大问题。现在要说的是，生态文明将为科学发展观提供政治文化内涵。

　　生态文明是世界的潮流，按理应该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因为在那里首先爆发生态危机。但因为西方强大的技术资金使本国的生态危机得以缓解；因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惯性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生态成本，所以西方发展生态文明的步伐反而显得缓慢。而基于中国的国情，加上后发优势，有可能会跨越式地走向生态文明。(潘 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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