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完成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广州流浪乞讨者超过95％属“职业乞讨”。有关专家建议，对那些确属家庭经济困难和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行乞者，有关部门可对其发放“行乞信用证明”，以分类管理。这一方式是利是弊，请看大家一席谈。

城市应对行乞者保持宽容

邓海建

　　“职业乞讨”本身就是一个丧失社会良心的概念，我们为什么不去关注“是什么导致一个公民把乞讨当职业来对待”的深层原因、却纠缠于“乞讨能否成为职业”的谈论？

　　行乞，即便是“职业化”了，终究不是一种体面的生存方式。行乞者以自尊兑换着生存的微薄成本，即便一百个行乞者里尚有一个是真正的无路可走，我们也无法以“爱心可能被利用”为由，关上私人救济的大门，更遑论恶意去丑化、敌视整个行乞群体的冷漠了。

　　其实，白宫草坪、莫斯科红场、里约沙滩、东京银座……这些富丽堂皇的城市公共场所都能看到流浪行乞者的身影，他们并没有因危害安全、影响市容等原因被驱赶，相反，正是他们，给行色匆匆的人们一种反思、一番感触。罗素有句名言：“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原。”宽容，是城市对行乞者应有的姿势，应让穷人和弱者也能在城市自由呼吸、愉悦行走。

“行乞证”有三大疗效

文　馨

　　“行乞信用证明”被大家关注，且大多数人认为发放行乞证是荒唐的建议，这不免令人费解。既然“行乞证”荒唐，为什么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要推行它？为什么纽约前市长、美国民众心目中的英雄鲁道夫·朱利安尼，把推动反乞讨法、打击扰民乞丐，作为“提高生活质量运动”的重要内容？笔者以为，持证乞讨至少有三大好处：

　　可以制约“骗讨者”。我经常看到，一些四肢健全的青少年，在不同的地点，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摆着同一个状子，向大家展示着同一种“困难”。骗讨，极易摧毁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和同情心。如实行“行乞证”制度，为了避免上当受骗，我会把更多爱心献给有证的行乞者的。

　　可以规范“强讨者”。我常遇到这种情况：走在马路上，被两三个小乞丐抱住了腿，不给钱不让走。无疑，实行“行乞证”制度，有助于减少强行乞讨，有利于保障普通人的行路权。

　　可以维护行乞者的权益。由于骗讨者与强讨者伤了人们的善心，真正的行乞者的市场日益萎缩。发放“行乞证”，既可以维护行乞者的合法权益，也是规范管理其行为的有效途径。

　　在骗讨者、强讨者大行其道，真正需要帮助的行乞者得不到帮助，在个别地方“丐帮”小有气候危害社会安全的背景下，“行乞证”不乏是个有效的办法。

“行乞证”的悖论

武　洁

　　这一在乞讨者脖子上挂个“上岗证”的治理手段，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有关部门是否有给乞讨人员发放“行乞信用证明”的权力？事实上，哪些职业需要有关部门的“上岗证”来认定资格，哪些行业无需这类认定，作为部门权责范围，理应有明确的规定才是。那种一提到行业规范与管理，便立马想到审批与证书的思维，与其说具有建设性，毋宁说是“权力依赖症”的体现吧。

　　其二，按专家的说法，似乎只有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社会保障也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人，才能获得“行乞”的资格。不过，如此观点似乎并不符合国际惯例，对于乞讨者，通行的态度是，只要乞讨者并未扰乱公共秩序，没有强行乞讨，不对他人构成威胁和干扰，那么乞讨完全是乞讨者的自由和权力。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出于防止乞讨职业化而推出的“乞讨资格证”，恰恰让乞讨成了名副其实的“新职业”，拥有了“乞讨资格证”的行乞人员不正是名正言顺的乞讨从业者吗？如此滑稽的悖论恐怕连专家们也始料未及吧。

乞讨者亦需要尊严

巢江淮

　　“行乞证”是为了管理之便，还是乞讨者的生存所需？显然，乞讨者的乞讨权利无需用“行乞证”保证。“行乞信用证明”，某种程度上可以给管理带来便利。比如，政府为乞讨者建立档案，对他们的行乞方式、时间及地点进行规范，加强对乞讨者的统计、引导和管理，促使他们做到文明行乞。可这样的设想，考虑过行乞者的尊严与面子吗？

　　真正为生活所迫的行乞者，往往会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就是因为他们还要面子，还有尊严。更何况，真正以乞讨为生者，碍于面子与尊严等原因，会积极“配合”政府做这项只有利于管理的事吗？倒是那些“职业乞讨”对此热衷，因为之前只能“偷偷摸摸”，办证后更加有“证”无恐，政府的一片好心又会化为乌有。

　　责编：黄天泽